去年年底至今，復雜的內外部經濟環境對紡織行業運行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紡織界多位代表委員呼吁，降低紡織企業稅收負擔，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改革，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切實享受到利益。

　　去年年底至今，復雜的內外部經濟環境對紡織行業運行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記者近日從參加兩會的多位代表、委員那里了解到，紡織企業尤其是小微型企業目前生存比較困難，而過高的稅負加重了企業的困境。紡織界多位代表委員呼吁，降低紡織企業稅收負擔，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改革，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切實享受到利益。

　　解決棉花采購加工增值稅的“高征低扣”，是全行業多年來持續呼吁的話題，但至今仍然收效甚微。此次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新野紡織集團董事長魏學柱，全國人大代表、湖北孝棉實業集團董事長孫應安，全國人大代表、江蘇華樂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蘇壽堂，全國人大代表、湖北乾盛紡織有限公司職工李紅錦，全國人大代表、湖北新襄棉紡織有限公司職工卜仿英等多位紡織界代表的議案、建議中均涉及到這一問題。他們告訴記者，棉花是棉紡織加工企業的主要原料，占總生產成本的70%以上，長期以來，棉紡織企業棉花購進抵扣稅率為13%，而棉紡織產品增值稅銷項稅率為17%，即使不增值，棉紡織產品也要承擔4%的稅賦，這對利潤本就十分微薄的紡織企業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外，調整棉花進口滑準稅政策及配額，保證棉花進口渠道的暢通，也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熱點。他們認為，目前紡織行業困難重重，同時面臨著利息過高，融資難，產業工人收入低、隊伍不穩定等難題，尤其是眾多中小棉紡織企業開工率較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根本無從談起。

　　“高征低扣”等問題為何多年呼吁仍難有實質性進展？一些代表認為這從側面反映出紡織行業仍未得到與家電、汽車等其他制造業應有的待遇，國家還應在政策層面加大對紡織產業的扶持力度。他們建議國家在今年繼續完善的結構性減稅政策中，優先考慮棉紡織業的具體情況和實際困難，對棉紡織行業執行統一稅賦，將棉花進項抵扣由13%提高到17%，使進項、銷項稅一致，減輕企業稅賦壓力。同時，平衡和調整電力、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稅收，保證國家總體稅收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應當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改革等問題。紡織是完全融入市場競爭的行業，但相關資源配置尚未實現全球化，過高的國內外棉花差價使國內紡織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影響。眼下，我們要著重調整和完善棉花收、放儲及擴大進口等政策，逐步縮小國內外棉價差距。

　　孫應安代表則建議國家給予棉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一定比例的“稅收返還”，返還資金設立專科，專款專用。返還資金可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設立職工技能培訓基金，彌補企業培訓經費，以利于提高員工（絕大多數為農民工）技能，使員工增加收入；一部分用于設立職工工資基金，保證職工工資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增長幅度，留下提高職工工資的空間，也是對擴大內需的響應；第三部分用于設立企業技改基金，培植企業發展后勁。

　　一些代表關注稅負過重對生產企業的影響，另一些代表則將目光投向消費者利益。全國人大代表、雅戈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如成在向記者分析大量國產服裝價格比國外貴的原因時指出，國內服裝生產、流通、消費等多個環節都要征稅，加起來稅率總額超過30%。比如，一件雅戈爾牌襯衫須繳納的各項稅金超過100元，如此累積下來，形成了消費者買不起、不愿買的現象，內需擴大受到阻礙。李如成分析認為，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有出口退稅，投資可通過一些方式進行抵扣，但消費稅沒有優惠，他希望國家能夠考慮到企業和消費者的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改革。

　　不少代表對小微型企業負擔過重問題尤為關注。全國人大代表、波司登集團董事長高德康認為，許多大企業都是從小微企業發展起來的，小微企業承載的是中國企業家創業的活力和激情，只有小微企業得到發展，才能充分調動民間創業的激情，真正實現藏富于民。高德康代表建議政府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在稅收政策上向小微企業傾斜。同時，他建議地方政府為小微企業提供更多的扶持政策和寬松的發展環境，如創業期內免收稅費、提供無抵押擔保貸款等，從而降低小微企業運行成本，促進小微企業發展，帶動就業。

　　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坦言，小微企業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普遍存在物流成本較高的問題。目前對試點物流企業實行營業稅差額征稅政策的門檻較高，惠及面窄，“年納稅100萬元以上”的試點標準是一般物流企業難以達到的。另外，物流業中的倉儲等業務按5%征收營業稅，與運輸業（按3%征收營業稅）相比偏高。他建議倉儲等業務參照現行運輸業的稅率征收，對物流企業全面實行差額征收營業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