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倫理=企業文化+消費文化

前言：
　　
　　兩千余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總裁獵頭.在這樣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企業家階層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非常薄弱。自古以來，對經商者身份的鄙視不僅僅來自統治者及知識階層，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對此頗為不齒。
　　
　　商業倫理就是企業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總和。比較而言，和諧的消費文化建設比企業道德文化建設要困難的多。剛剛過去的2010年央視3.15晚會的主題是“新規則、新動力”，來了次商業“潛規則”大討論。如此直白的主旨創想，似乎是大悅人心。
　　
　　但仔細想想，卻是戳痛了每一個國人的心窩——潛規則的形成歸根結底是若干年來商業道德建設滯后，真正可怕的不是潛規則的存在，而是多數人對潛規則的視而不見。平梵老師這導致商業道德得不到尊重、社會公益廣受損害的商業中最隱含的文化毒液，幾乎在每個地區的每個角落都流淌過，很多潛規則早就浮出水面了，只是所有違背商業倫理但卻又關乎個人利益的時候，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
　　
　　我們常常會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商業倫理的破壞者，并已經形成了文化式的慣例。譬如我們回憶一下曾經發生的三鹿事件——起初人們以為是“某個”企業的問題，后來慢慢成了“某些”企業的問題，再后來，一發不可收拾，社會上的指責聲一浪高出一浪。末了末了，煙消云散。那么，誰破壞了商業道德秩序？誰又縱容了他們？誠然，這個話題似乎更為復雜。
　　
　　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上海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雜志及圖書印刷總量竟已超過美國，各種雜志百家齊放，可是卻沒有一本商業雜志——僅見的一本是張公權等人創刊的銀行公會內刊，在社會上并沒有公開的影響力。
　　
　　說中國乳業惡性競爭，自然繞不開蒙牛、伊利這一對“生死冤家”。作為中國乳業前二強，他們都是“蒙派”企業高手，都非常善于公關和傳播，但我們看到的卻總是相互詆毀、纏斗不休。難道偌大一個草原，真的容不下兩個企業？“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淵源頗深的兩家企業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明爭暗斗：1998年，伊利副總裁牛根生被總裁鄭俊懷掃地出門，爾后白手起家，蒙牛誕生，僅用6年之后蒙牛的銷售額和市場占有率就超過伊利成為全國第一，從那時起，“沒有伊利哪有蒙牛”的江湖傳言就開始，其潛臺詞似乎是不滿后者是靠“搶”了前者的許多資源才起來的；從那時起，這一對乳業兄弟一直暗戰不休：未晚事件、奧運贊助、提價失約、三冠王事件......以及更多不為人知的幕后爭斗，“終端戰”、“價格戰”、“口水戰”、“公關戰”此起彼伏。
　　
　　從直觀原因來看，平梵老師表示這兩家企業猶如同母所生、有著相同基因的兩兄弟，它們所擁有的資源、所采取的競爭手段，甚至思維理念，都有很多的相似相同之處。如同戰場上的兩員猛將在同一條通途上狹路相逢，都想用同樣的方法取得最終的勝利，當然免不了正面惡戰，拔刀相向。
　　
　　這些年來，我始終覺得它們倆實在是太“像”了，從經營模式到產品開發，從終端戰術到廣告宣傳，伊利和蒙牛幾乎都是相互跟風模仿、采取拿來主義，似乎已經成為行業一個公開的秘密，其結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真正的創新和差異化發展了，而是采取赤祼祼的血戰。
　　
　　不幸的是，在其它行業這樣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比如飲料行業娃哈哈的“HELLO-C”對農夫山泉的“水溶C100”的全面跟進，比如IT行業里金山、百度、騰訊、傲游、可牛等公司近日聯合發布的“反對360不正當競爭及加強行業自律的聯合聲明”，比如中國汽車公司頻頻被指責的“設計侵權”之爭……
　　
　　我們缺失應有的商業行為原則和規范、缺失應當有的優良商業精神，商業道德的匱乏讓競爭更加失衡。但在今天的中國，完全指望政府監管到位，就能還中國商業社會一個海晏河清，肯定還不太現實。監管還僅僅是外力的作用，目前的中國商業社會缺乏的是一種自發性的商業道德規范與準則，這就是商業倫理。
　　
　　“沒有道德的商業”有什么樣的危害？消費者的利益長期被忽視，消費者對企業的嚴重不信任，社會公眾成為驚弓之鳥，就會對企業更無忠誠度可言，稍有風吹草動，都會對企業造成相當大的殺傷力。如果沒有商業倫理的建立，我們就將一直在這樣惡性循環中徘徊而不可自拔。商業倫理的建立，離不開“四個人”：
　　
　　倡導者——媒體
　　
　　目前的輿論環境幾乎是成功一元論。多大的企業規模，多少的銷售利潤，多少的企業市值，都成為衡量一個商業體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而不論他以什么樣的方式獲得。這無疑就是對小偷、強盜的公開推崇。要成功建立商業倫理，離不開輿論的引導，我們應當有效利用媒體和輿論的正面力量進行商業倫理的倡導。
　　
　　培育者——教育機構
　　
　　一個過度商業化的社會，很多人包括很多企業家腦子中卻沒有商業倫理這回事。“輕商”的傳統中國家庭教育，使得商業倫理認識是完全缺失的；學校教育中，商業倫理幾乎也是一個空白。即使是商學院，也更多強調戰略、經營、管理等，商業倫理僅成為形式象征性。顯然，商業倫理的培育已經必須提上教育議程。
　　
　　管控者——政府
　　
　　道德還需法律的紅線管控。監管體制的及時完善，及時跟進，法治社會，事事有法可依，有據可查，讓監管制度化、透明化，盡量不讓那些無良商人鉆到法律的空子，給消費者更大的信心，才能為商業倫理的回歸提供一片良性的土壤。
　　
　　踐行著——企業家
　　
　　企業家是這個鏈條最后的一環，如何真正去遵循商業道德，落到實處，如何真正從消費者處著手，為消費者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做一個有良心的商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商人，應該是每一個企業家的自我追求和自我要求。只有在一個商業倫理建立起來的社會，企業間之間才能建立互信機制，才能以競合方式實現長久發展，中國社會要商業化，但絕對不應該是只有商業化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蒙牛事件拷問的實際上是整個社會，是這個時代的缺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倫理是商業與社會關系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倫理的靈魂和核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更是道德經濟，發達的市場經濟必須有先進的商業倫理為之做支撐。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會有序、有活力，才會低成本、才會安全，才會有真正的和諧社會。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扭轉社會“一切向錢看”的心態，就必須正視我國商業倫理的嚴重問題。實際上，加強商業倫理建設，也是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應有之義，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著手點和突破口。總之，遵循商業倫理，提升商業道德——任重而道遠。